中國歷史的長河浩瀚多彩,湧現過很多成功的政治家、商人,然而只有一個人的人生最完美、最成功。

他先從政後從商,而且輕鬆駕馭。自己家財萬貫,拯救百姓於水火,抱得美人歸,還能實現國富民強,一統江山。

他前半生從政,輔佐一個瀕臨滅亡的國家成為春秋五霸之一,在政治生涯走到頂峰時又適時隱退,改走從商之路,從商19年中三度富甲天下,財富過千金,在國家危難,百姓流離時又散盡家財,救濟蒼生,後被世人奉為文財神。

這個人就是中國最早的商業學家、經濟學家,同時也是政治家、軍事家、思想家,被譽為一代商聖——范蠡。

可惜的是,對於這樣一個為官即至卿相,經商速達千金的曠世奇才,歷史對其描繪的筆墨卻並不多。

雖然范蠡所處的是距今兩千多年前的時代,社會環境、經濟環境,甚至是價值取向和當今社會都不盡相同,但是其身上的很多特質與精闢獨到的思想,還是值得我們今天人學習的。下面我們就一起走近范蠡,瞭解一代商聖的傳奇人生與其行於道而高於技的商道理念。

德為立身圖強之本

范蠡生於公元前536年,楚國宛地三戶人,幼時家境貧寒,但范蠡從小就酷愛讀書,十幾歲就學富五車,更難得的還不是其淵博的學識,而是他獨到的思維見解,可迅速洞察事物本質,寵辱不驚,泰然處事的能力。

范蠡青年時,在周圍人看來卻是思想瘋癲的人,因為范蠡常和大眾的觀點不同,有時語出驚人,使人目瞪口呆,因此,和他接觸的人都說他是瘋子。其實他有時是不屑與某人交談,更多的時候則是其準確地抓住了問題的本質,思考的更深刻與透徹,別人沒法理解而已。無論從商還是從政,這種迅速洞悉事物本質並準確果斷地做出決策的能力都非常重要,也是一個成功領導者所必備的素質之一。

范蠡在20歲時遇到文種,兩個人一見如故,相約要建立功業,做一番大事。范蠡與文種都是楚國人,但是,當時楚國已經是列國中的霸主,國君傲慢自大,皇親貴族結黨專權,政治混亂,於是范蠡和文種投奔越國為官。初到越國,范蠡和文種並未受到越王的重用,不久,勢力相對弱小的越國被吳國打敗,越王勾踐兵敗會稽山。國亂顯忠臣,很多越國大臣在越國戰敗後另投他處或叛離投吳,而范蠡與文種對越王不離不棄,因此得到勾踐的重用,范蠡更自願隨勾踐赴吳國為奴。

吳王夫差知道范蠡是個大才,幾次勸范蠡離開勾踐,封賜顯爵,范蠡不為所動。為奴的三年時間裡,范蠡同勾踐夫妻一起耕作勞動,粗食、臥薪,並且不忘和勾踐的君臣之別,時刻敬主、護主,三年如一,不離不棄,讓吳王即讚許又羨慕。一次吳王在范蠡經過的路上扔了一塊黃金,范蠡經過時絲毫沒有猶豫就跨過黃金,逕直離去,從此吳王才打消了勸范蠡降吳的念頭。

其實范蠡忠誠的不僅是勾踐,更是在履行對自己人格的承諾。在現代社會中,像范蠡那樣篤信諾言,處順境不驕,於逆境不疑的為人品格已經彌足珍貴。甚至按照現在的一些價值觀來看范蠡的表現只是一種愚忠,其實不然,范蠡的這種品德不僅換來了夥伴的信任,也換來了對手的崇敬,具有這樣人格魅力的人,再有聰穎的智慧,怎麼可能不成大事呢?我們今天的企業中,不乏因為個人德行的缺失而制約了企業發展的領導者。

小勝靠智,大勝靠德。在今天這個急功近利的社會中,能深刻感悟此中道理並親身例行者,想來不會有很多。而那樣去做了的人,雖然暫時可能會被社會的主流思想所嘲笑,甚至吃一些小虧,但是,最終大成的,還是這些以德為本的人。

儒、道相濟的思維哲學

儒家的思想推崇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,方正的治國大道,是春秋戰國及以後各個歷史時期處事、治國的主流思想,甚至一直沿襲至今。道家思想則追求道法自然,虛靜無為,受這種觀念的影響,道家思想者中很少有人從政,因此,在當時基本沒有以道家思想領導與管理國家的領袖階層。

而范蠡有一個開放睿智的頭腦與寬廣的胸懷,其兼具儒、道兩家之長,更廣納百家之思,又不囿於其中,跳出百家,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。這樣的思想特點構成了獨特的,既有儒家的禮信才德與直勇,又有道家,應天時,融入自然,順應環境,借助環境,至韌至柔的特性。同時,以開放的心態吸收借鑒法家、墨家、陰陽家等諸子的治國統軍之法,使范蠡之思、之行,堅時如磐石,韌時似皮革,而柔時又似湍流入溪,無影無形。

在從政時范蠡就體現出一種儒道相濟的思想與人格特性,也唯有這樣的特性才能帶領極衰的越國走出困境。在當今社會,作為一個處於市場環境複雜,企業生存艱難時期的企業管理者,正應該具備儒、道相濟的思維,才能帶領企業於逆境中不挫,順境中不驕,客觀機敏地應對寵辱,並發現其背後的機會。

在吳國為奴時,范蠡與勾踐卑膝求全,吳王夫差要出門時,勾踐趴在地上讓夫差踩著自己的背上馬,夫差生病時勾踐舔舐他的糞便為其診病,終於感動了吳王,三年後放勾踐君臣歸國,這些委曲求全的計謀都是范蠡為勾踐所出。

春秋時期不乏儒家推崇的,具有「士”精神的政客,但能夠適應環境,委曲求全,想出范蠡這樣辦法的人幾乎沒有。由於范蠡的奇謀,勾踐也成為了歷史中唯一一位能夠忍受巨大屈辱與折磨,在逆境中堅韌生存,懷大志,臥薪嘗膽,最終滅敵復國的君王。

勾踐被吳王釋放回國後,此時的越國處於百廢待興,國內饑荒不斷,瘟疫肆虐,民不聊生,外部吳國時時監控打壓越國,四周又有其它諸侯虎視。這樣的環境下,生存都成問題,如何迅速走出困境,強大起來,雪恥復國呢?此時范蠡才真正展現出其卓越的領導與管理才能。

范蠡與文種規劃了「十年生聚”、「十年教訓”、「滅吳九術”等興國滅吳的策略規劃。越國作為戰敗國,是不允許有國防的,包括不能建城牆、不能組建軍隊、不能打造武器等。范蠡想出一些妥協的辦法:建造只有三面的城牆,面對吳國的一側不建設城牆,並告知吳國,建設城牆是為了防止匪寇與其他諸侯國的侵擾,但面對吳國一側永不建城牆;不讓組建軍隊就秘密組建「民兵”,私密進行訓練,各戶家中藏有武器,遇到戰事時這些百姓隨時可以參戰;不讓打造武器,就把煉造場所搬到深山中,與外界隔絕,以密道往來運輸。

勾踐回國後,轉年就要攻打吳國雪恥,被范蠡攔住,范蠡認為:現在天時、地利、人事,條件都不成熟。三年後,勾踐再次提出罰吳,范蠡再次阻止,范蠡認為現在地利條件有了——周圍虎視的國家都已經和越國建立了邦交,水患也已經清除,但是此時天時與人事還沒到機會。

7年後,勾踐再次提出罰吳,依然被范蠡攔下,范蠡認為,經過7年的休養生息,越國兵強馬壯,士氣高漲,反觀吳國,連年征戰,雖然依然強大,但是已顯疲態,士兵疲乏,百姓厭戰,此時人事已經具備條件,但是現在還缺少天時。10年後,吳國與晉國爭霸,發重兵與晉國會盟,吳國空虛,此時范蠡找到勾踐,告訴勾踐:天時、地利、人事都已齊備,可以出兵了。

出兵後,越軍一舉攻破吳國國都姑蘇,吳王回兵後向越國講和,勾踐想一鼓作氣踏平吳國,但范蠡清醒的看出,此時雖然佔領了吳國的都城,但是吳國的精兵良將都被夫差帶在身邊,因此,並沒有傷到元氣,硬拚的話即使獲勝,也將是兩敗俱傷。而經歷此次打擊,已觸發了吳國國力開始盛極而衰的轉折,不應急於一時,而是應該順天時,等待徹底摧毀吳國的機會。

如同孫子在《孫子兵法》「形篇”中所講:「昔之善戰者,先為不可勝,以待敵之可勝。不可勝在已,可勝在敵。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,不能使敵之必可勝。故曰:勝可知而不可為。”,范蠡就是在等待這個敵人可以被徹底戰勝的機會,於是,雙方講和,越國退兵,待到10年後,吳國外患不斷,國內又遭遇罕見天災,越國乘機發傾國之兵,徹底覆滅了吳國。

從范蠡為人、處世、治國、罰兵,都可以看出,其深諳道法又不拘泥其中,思維開放、靈活,有剛有柔,是典型的儒、道相濟型的政治家、軍事家、思想家。

曉利害,知進退

吳王夫差在徹底失敗後,勾踐不忍心殺他,要給他一塊封地,讓夫差做屬臣,夫差則無法接受失敗與屈辱,羞憤自盡。這又驗證了那句話:活著才是贏家,當颱風過後,小草有資格嘲笑倒在身邊的參天大樹。勾踐與范蠡的勝利也可以理解為是道家思想的勝利。

吳國被徹底滅亡後,勾踐舉行慶功宴會,分封功臣,范蠡官至上將軍,僅於勾踐一人之下,百官之上。此時范蠡在巨大的成績面前沒有被沖昏頭腦,而是冷靜的分析了局勢:現在能對越國構成威脅的吳國已經滅亡,其他諸侯國不是離的比較遠,就是周圍的小國實力很弱,根本對越國構不成威脅。

也就是說,天下已經太平,這個時候本來功高蓋主就是很危險的,容易讓君王感覺受到威脅,加之多年的相處,范蠡發現了勾踐是一個可共患難,不可同富貴的人,自己官居極品,樹大必然招風。范蠡清醒的認清「飛鳥盡,良弓藏,狡兔死,走狗烹”的道理,在政治生涯達到頂峰的時候急流勇退,向勾踐辭官,勾踐以平分國家為條件來挽留范蠡,但是他卻急流勇退,毅然離開越國,帶著戀人西施泛舟江湖。據《越絕書》記載:「吳亡後,西施復歸范蠡,同泛五湖而去。」

范蠡在離開越國的時候曾留給文種一封信,信中陳述敵國破,謀臣亡的道理,勸文種也馬上離開,可惜文種在高官厚祿面前沒有做出明智的選擇,范蠡走後不久,功勞僅次於范蠡的文種被勾踐無故殺死。文種是一個典型的儒派,認為食君祿,報君恩,建功業,享封賞,是理所當然的事,沒有從更多的角度思考問題,也沒有看透事物發展的規律,最終招致殺身大禍。而范蠡憑借冷靜的頭腦,敏銳的眼光,從事物發展的規律,人性的特點等多角度,洞察了一切,逃脫了虎口。如果呂不韋和李斯如范蠡一樣,可以看清利害,不被利益沖昏頭腦,也許不會落得身首異處。

我們今天的企業領導者不缺乏逆境中奮起的精神,但是往往衝過艱難險阻,卻倒在了勝利與榮譽面前。尤其一個企業發展到了一個相對的規模後,領導者頭腦是否冷靜,目光是否敏銳就變得十分重要,更重要的是在榮耀與利益面前是否能說服自己,曉厲害,知進退,有所為之後冷靜的分析,應該何所不為,「不為”往往是成就企業基業長青的重要因素。

誠、信、仁、義,成就一方巨賈

范蠡攜妻兒與弟子、門客悄悄來到齊國,化名鴟夷子皮,范蠡自此隱姓埋名,開始他另一段同樣輝煌的人生旅程。在齊國范蠡購買了一些靠海邊的土地,開墾種田,兼營漁業捕撈、開鹽田等。范蠡與妻兒一起下地耕作,同穿布衣,進粗食。范蠡一反商家精苛細算,盤剝斂財的做法,對待雇工十分慷慨、親和。遇到災年減產,就減免地租,同時,開粥場賑濟災民。

在年初,和一些農民、商人簽訂商品收購合約,到年底如果商品價格上漲,范蠡按照市場現價收購,如果價格下跌,就嚴格履行合約價格,由此,各國商人都願意和范蠡做生意,工匠與農民也願意為范蠡作工,雖然表面看來這樣做吃些虧,但是卻擁有了大量優質穩定的合作夥伴,使總成本降低很多。

一次范蠡資金周轉不靈,向一個富戶借了10萬錢,一年後,這個富戶帶著各家的借據出門討債,不慎包裹掉到江中,幾十萬錢的借據和路費都沒了,恰好走到范蠡家,於是投奔范蠡,在沒有借據的情況下,范蠡不僅連本帶息還了錢,還額外贈送一筆路費給這名富戶,由此,范蠡的仁信之名廣播天下。之後范蠡為了擴大生意,三次短缺資金,各富戶均主動送錢上門,幫助范蠡度過了危機,抓住了機會。

短短幾年時間,范蠡就成為齊國首富,家資巨萬。據說在齊國鬧災時,災民聽聞其樂善好施,千里之外都來投奔,領取施捨,被後人頌稱為「富行其德者”。

消息傳到齊國國君的耳中,齊王請范蠡進宮,拜其為相國。為相期間,范蠡大力發展經濟,促進齊國與其他諸侯國之間的貿易往來,沖抵災年對齊國物資短缺的困擾,也奠定了齊國經濟與文化繁榮的基礎。三年之後,齊國國富民強,百姓奉范蠡為神明,朝野中也是頌德聲一片。就在此時,范蠡再次辭官:「「居官致卿相,治家達千金,這對於一介布衣來講,已經到了極致。久受尊名,恐怕不祥”。於是,范蠡掛印封金,盡散家財,分贈給好友與貧苦的百姓,隨後帶著妻兒飄然離開齊國。

可以說范蠡是功成身退的典範,他清楚凡事物極必反,好事到了極致將向相反的方向發展,與其等待勢的反轉,不如適時主動身退。這個道理說來簡單,但是在巨大的名利面前有幾個人能做到呢?因為,一旦獲得成功,人的自信心也會增加,很少能做到主動後退。我們現在的企業家也很少有急流勇退者,似乎商道就是一條不許回頭的路,而企業的發展有時需要的恰恰是回頭與反思。退是為了更好的進,反思是為了更加明智,就如范蠡的急流勇退,這不是道家的消極思想,而是行止於知的睿智。凡事盛極必衰,在頂峰的時候主動退下來是為了有機會攀登其他的山峰,而不是重重的摔下來,粉身碎骨,萬劫不復。

范蠡舉家遷至齊國西北的陶地,再次改姓更名——朱公,又以一介布衣之身,空空雙手之本,再次開創家業。范蠡認為,陶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,東鄰齊、魯,南通楚、越,西達秦、鄭,北連晉、燕,是天下的中心,非常適合經商,果然,不久此地就在范蠡的推動下,成為春秋末期東周的經濟樞紐,貿易之都。

大道自然,順勢而為

范蠡借助地理位置的優勢從事早期的各國貿易,范蠡對經營貿易的理解是:越國盛產蠶桑、齊國廣耕鋤、秦國多冶煉、趙國善土木,各國有各國的特產與需求,經商就是促成各國間的商品交流,互通有無,在使各國受益的同時,我們自然得利”。同時,范蠡還經營農業、養殖等,並且總結出了很多經營方略,其精髓特點為:順應自然環境與趨勢,預測事物發展規律,而後,借其力,驅其勢。

范蠡認為,天時決定農業,天時變化是有規律的,所以穀物收成的好壞也是有規律可循的。他根據五行更替總結出了豐年與災年出現的大概規律。在一個農業社會,糧食價格的波動必然引起其它各類相關商品價格的波動,那時的貿易也以農產品為主,順應這種變化規律來進行貿易,等於抓住了市場的關鍵環節,獲利自然豐厚。

范蠡總結了按照時節、氣候、民情、風俗等自然特點進行靈活差異的經營。經營策略是「人棄我取、人取我與,順其自然、待機而動”。他提出:「水則資車,旱則資舟” 意思就是在發生水災時做車的生意,在旱災時做船的生意。因為,當水災時,大家多用船作為交通工具,這樣必然導致船舶的稀缺,價格上漲,而沒有用武之地的旱路交通工具車輛,則大量積壓,價格便宜,這時乘便宜大量購入車輛,待水災過去,車輛必然稀缺,價格就會上漲。

在兩千多年前,范蠡就根據市場的供求關係來判斷價格的漲落,他提出「論其有餘與不足,便知貴賤。”,也就是發現市場是供過於求還是供不應求,據此調整下一步的經營策略。他還發現價格漲落和自然規律是相同的,即商品的波動規律與幅度極限。一種商品價格上漲到極點後就會下落,價格下跌到極點後就會上漲,出現其所謂的「一貴一賤,極而復反”的規律。這和現代經濟學原理的論點完全一致。

范蠡根據這一理論提出一套購買與銷售的原則與方法:在物價便宜時,要大量收進,他說「賤取如珠玉”,即像重視珠玉那樣對待降價的物品,盡量賣進,在像收藏珠寶一樣精心的把貨物存貯起來。等到該商品價格上漲之後,范蠡認為,應該 「貴出如糞土”,像拋棄糞土那樣毫不吝惜地將貨物全部賣掉,不要期待價格會不斷上漲,因為,價格的漲跌是要往復的。

這些理論在今天看來並不深奧精妙,不過是一些自然規律與經濟規律,但是卻非常有效,我們往往在華麗的技術與紛繁的誘惑中迷失了這些最基本的認知——追漲殺跌,在簡單的自然規律面前左衝右突,而清醒的人則抓住規律,輕鬆賺錢。范蠡能在那個文明尚且不發達,更談不上經濟發達的農業社會時期就綜合天時變化、農業生產、社會需求等因素綜合考量,不能不讓我們歎服。

天下己任,道義於肩

有一句話叫做「無商不奸”,雖然說法有些片面,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。由古至今,商人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,為此採用各種手段:投機取巧、哄抬物價、小秤入大秤出等技巧,甚至是違背道德的手段。而范蠡不僅做到了「君子生財,取之有道”,更有一股俠商的氣概。

范蠡認為:商人能夠牟利的根本是百姓,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消費者,對待百姓要存感激之心,予以其回報,這樣百姓才更願意與你打交道。這和彼得·德魯克的觀點:企業必須為社會創造價值,社會才會回報給企業以利潤的觀點不謀而合。道家創始人老子也有同樣的觀點:「天地不為自生,故能長生”。

范蠡雖然是一個生意人,但從不急功近利,對於經營的利潤只求成本的10%,不再多取,遇到災年等特殊情況,這個利潤比例還會降低,甚至賠錢救濟災民。在那個歷史時期,商品10%的利潤率是非常低的,因為,那時運輸極其不方便,戰亂、匪寇導致經營風險很大,做生意的人很少,屬於絕對的買方市場,而且,從當時的經濟發達情況分析,那時還沒出現利潤率精確的計算方法,因此,范蠡賺取10%的利潤應該是毛利率,而非淨利潤。

這樣低的利潤率卻能使范蠡迅速成為巨賈,主要是其交易數額巨大,其次,資金從不閒置,迅速周轉,范蠡經營的商品從未積壓過,因為其為人信譽好,為商磊落,更關鍵的是其商品價格比別人的要低很多。能做到價格低於同行,不僅是降低利潤率,更有賴於范蠡的經營理念:「人棄我取、人取我予”的經營思路,在某種商品過剩,價格很便宜時大量購入,同時,拋售那些稀缺,受人追捧的商品。

范蠡一生為避名利而三次遷徒,但名利反倒一直跟隨他,這其中的辯證哲學值得我們今天的企業家深思。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曾經盛讚范蠡:「范蠡三徙,成名於天下”。范蠡一生中兩次官至極品,三次富過千金,每次富達千金又都施濟天下,但不久後又迅速再至千金。

從政時,范蠡奉行了一個臣子的忠義,為商時,又盡了一個商人的良心。范蠡真可謂是一個宏略於胸,又悲憫天下的智者。到了古稀之年,家資富可敵國,兒孫滿堂,88歲時無病而終,後人尊名陶朱公。